一
曾经很多人，包括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极差。但随着近些年来对二人研究的不断加深，这一观点逐步被改变。
左宗棠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时年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已是名满天下的二品高官了，而这时的左宗棠，还是湖南乡间的一名老举人，虽然已经四十一岁了，还没有考中进士；管已经进过三次考场，成绩最好的一次被考官温葆深评为“立言有体”，但因湖南名额有限，仅被取为“誊录”，意思是誊写、抄录而已，不能被正式录取。
“三考不中”的左宗棠决定不再参加会试，打算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曾国藩丁母忧回到原籍时，左宗棠也刚好因为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的推荐，被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进幕府。名义上是文案师爷，实际上是帮助湖南“一把手”张亮基，日夜筹划防守长沙大计。时逢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张亮基把军权全权授予左宗棠，左宗棠不负众望，迫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可谓一战成名。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时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统带湘军进驻安徽宿松，进逼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而难得顺风顺水的左宗棠又突遭磨难，因为参劾樊燮一案，处于生死关头。
因为樊燮虽是湖南永州镇总兵署湖南提督，但他是湖广总督官文的人。官文心想：“你左宗棠打着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旗号敢参我的人，我自然要对你不客气。”于是一篇折子递进北京皇宫，状告左宗棠身为劣幕，把持湖南巡抚衙门，请旨杀掉此人。
咸丰皇帝原本就对汉人有防范之心，看到这篇折子自然很生气，于是一道圣旨下到湖南、湖北，命官文派人将左宗棠逮到湖北湖广总督衙门查办，如果查明所告是真，可将其就地正法。
就
潘祖荫官位虽不高，但名声很大，是京城出了名的清流，和曾国藩私交极好。潘祖荫看了曾国藩保举左宗棠的折子，
可以说，为了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是煞费苦心。这能否让左宗棠顺利脱险呢？
咸丰皇帝了潘祖荫的折子后，当晚就把左宗棠的同乡、也是湖南湘阴的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传进养心殿西暖阁，问：“左宗棠何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了想又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这是《左宗棠年谱》里的原话。
郭嵩焘回答：“左宗棠自度秉性刚直，不能与世和。
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把郭嵩焘传过来又问一遍呢？因为潘祖荫上给他的折子里，有这样一段话：
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
其中的“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不仅
为了让左宗棠早日出来，曾国藩
从折子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一共保举了左宗棠三点：一是“饬令办理湖南团防”，二是“饬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三是“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筹饷之责”。说穿了，这三点都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为了能让朝廷大胆起用左宗棠，曾国藩可谓不遗余力。
曾国藩命左宗棠马上回湖南募勇。左宗棠募勇成军后，曾国藩便向咸丰递上一折，举荐左宗棠带领新招募的十营五千人楚勇，去增援浙江。左宗棠就是自此才正式浮出水面，并且
虽然两人日后曾经因为某些原因一度绝交，可是，曾国藩从不曾因为个人恩怨
左宗棠晚年时逢人便骂曾国藩，但曾国藩从不计较，所以就连左宗棠自己都不得不为曾国藩的度量折服。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二
接下来，再说一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
李鸿章的出身比曾国藩高。曾国藩是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来因为朝考成绩比较好，是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见曾国藩的字比较周正，遂拔置第二名，这才被钦点成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殿试列二甲第十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后没费什么周折便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顺利得让人眼红。
曾国藩升授侍讲学士以后，因为是京师翰林院公认的文章大家，又很得穆彰阿的青睐，还能经常见到皇上，尤其开坊掌印后，更是声名鹊起，很多封疆大吏都把子弟送到门下，普通举子更是趋之若鹜。李鸿章的父亲刑部郎中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为了能让儿子鸿章拜到曾国藩门下，李文安拜见曾国藩时甚至自称“下官”，被曾国藩当头喝住，才改称“年兄”，李鸿章自然就成了曾国藩的门生、年家子。
李鸿章从此以后就吃住
曾国藩统带湘勇南征北讨的时候，李鸿章也
曾国藩先让李鸿章办理文案，借机考察他的能力。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五月，经过全面的考察，曾国藩决定奏留李鸿章。他
按察使衔，记名道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咸丰三年正月奉旨，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办理安徽团防。嗣经提臣和春、安徽抚臣福济奏留军营，襄办一切。
管把李鸿章留
李鸿章看出了这一点，于是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上海告急，朝廷命曾国藩加派兵勇援沪。曾国藩认为时机成熟，于是给朝廷飞上一折，据实讲明现有兵勇不敷调派，奏请加派道员李鸿章回籍募勇。曾国藩此时既是钦差大臣，还是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并且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并浙江全省军务，他的话朝廷没有不准之理。
曾国藩考虑到李鸿章的队伍兵力太单薄，不能独当一面，于是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就有：第一，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第二，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第三，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第四，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后来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当时即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二月，曾国藩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没有曾国藩的大力营救、无私举荐，就没有后来叱咤风云、一榜拜相的左宗棠。晚清少了左宗棠，也就少了那场可歌可泣的复新疆之战，说不定我国的版图也就少了那个一望无际的大公鸡尾巴。没有曾国藩的大力提携、全力支持，就不会有后来被誉为“再造玄黄”“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如果晚清没有李鸿章，中国人民可能遭受的灾难还要更加深重，背负的耻辱更大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