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跌跌绊绊地冲出船舱，依据事后的统计，少尉摸到门闩的时候，至少已经踩破了两支价值十二英镑的瓷盘，打碎了一只合计两百英镑的三彩马。这种波亭金一般突然往河道里抛钻石的作派，立刻引发了仆人们的惊叫，这在船上造成了一阵不小的混乱。不知究里的印度仆人以为船舱里窜进了眼镜蛇；士兵们议论卧乌古将军是不是拍来了电报，马上就要开拔去打仗；而菲律宾的帮佣们则纷纷打赌，一定是水兵在南洋的市场上乱抢了什么手信，混着放入了船上的宝库，才给老爷们带来了噩运。毕竟他们从来都不尊重当地的信仰。然而，在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没有人想到，义律是为了甲板上徜徉的中国人出的洋相。
而少尉拔腿去追的正是刚刚还在甲板上点头示意的中国人，在过去两个月相伴的日夜里，他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每日定时在甲板上响起的咚咚脚步，竟然就是这只远征军的阿喀琉斯之踵踩出来的。一想到这样严密的保密工作，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完成，少尉的内心就愈发不安。这种慌乱的情绪如同疟疾一样，迅速感染了刚刚还在一派活跃的会议室。议员深深地陷入扶手椅里，本就坐在逆光中的他，任由阴影爬满了整张脸，即便近在咫尺的领港，也很难看清他的表情。雪茄在静静地燃烧，白烟浓稠地向上延伸，直勾勾地撞上了厚实的天花板。领港人则端着酒杯，紧紧地抿住嘴唇，似乎在想着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走了，他走了！”少尉神经质地踱回了船舱，手上神经质地搓着什么。二副清点了船上的人员后，他才得知这个中国人在船靠岸之后便静悄悄地下了码头。至于有没有来自中国官府的人接驾，二副一时也说不清楚。战舰靠岸的动静总是混乱的，码头的劳工们一拥而上地拉住了战舰的缰绳，年轻人身手灵活地爬上船身，将抬臂搂齐的粗壮绳索抛向码头。水手们放下舷梯，工蚁一般壮硕而密集的中国工人便蜂拥一般爬上甲板，熟练地清点和搬运这趟旅行的战利品。大副忙着补充淡水，厨房忙着采购，检疫人员在忙着检查船舱里有没有臭虫和老鼠。在这样一副人类只能束手无措，神祇才能指挥得当的合奏中，一个像素点的谢幕，又有谁会留意呢？
像意识到了有鬼魂和阴影正在眼皮子底下策划阴谋，少尉和议员努力地想要洪流中定位这个特定的像素点的去向，然而此刻他们却毫无头绪。圣奥古斯丁曾恢弘地舞动着天赋的才智，向信徒们解释清楚神造世人中的短缺，饥饿，堕怠与罪恶，都只是善的一部分；他将世界解释为一副油画，人类无论登上怎样的顶峰，都只能看到局面的色彩，这些还不能自圆其说的色块，就是世俗所理解的罪恶；但只有站在全知全能的主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整张油画里的和谐，每一个像素点都服从于最高的整体。而我们可敬的当代教父，已经为忽视日不落帝国驭下仅存的些许阴影付出了代价。伦敦的中小商会借助债券问题在法庭上大获全胜，气势如虹地接管了远东的商业利益，并急不可耐地拓展着海盗业务的门类。打劫无敌舰队这种吃剩食的行径，不够优雅，又没法儿喂饱海军部日益增长的胃口，为什么受到赐福的光荣舰队不可以直接向异教徒宣战呢？民众抱着令人倾佩的逻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战争女神的怀抱。
但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聪明。是的，在武器代差与先进的技战术配合之下，十九世纪的战争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光荣投资，百分之七十五的战争发起方，都获得了令人发指的胜利。军部成为了当代的屋大维；而伴随胜利的，必然是凯旋而归的荣誉，与丰厚到足以麻痹良心的回报。谁肯来提醒大家战争的危险呢？政府拼命地资助东方研究，使不识时务的学者们也很快加入了拓荒的队伍。数不尽的黄金流入探险队和博物馆的腰包，支持他们更深一步地去开拓皇陵和处女地里蕴含的瓷瓶和壁画。欧洲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跨国会议，个人德行洁白无暇的学者们在积极地推进名为殖民拓荒的邪恶。在世界岛的内陆中，有太多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埋葬的秘密。那些神秘的匈人是从哪片山麓中出现的，又将过去多少传奇的财宝藏进了深不可及的地窖？难道《圣经》会说谎么？迦南是应许给我们信民的奶与蜜之地，至于哪里才是迦南；看啊，朋友们，神父正高举着光荣十字教训我们，信仰我主的地方都是。盘踞中国的这些赛里斯人，祖先不就是迦勒底还未蒙赐福的巴克族么？如果国王奈亨台没有得到天启，这些古巴比伦的后裔又是靠着什么信念，才能翻越昆仑山，发现黄河的呢？这一定是上帝的赐予！迦勒底王攻入犹太时，中国的王也要蒙受原罪。朴次茅斯出发的舰队，不就是来追讨由主所定的罪么。亲爱的读者们，您难道看不到那些在原始森林中蹦蹦跳跳的野蛮人，动不动就将闻名世界里的英雄探险家绑上烤架，他们在完整地吃完一个头颅之后，甚至都不稀得刷牙！这太可怕了，我们的拓荒者，打开了一座又一座被打开的东方皇帝的金库，但却带去了比黄金更加重要的伦理。闪闪发光的白银甚至黄金，都如洪流一般流入了国库与银行。
有所劳者有所得的朴素正义，像极了举起军旗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为臣民们送来了勇气的光辉。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代中反抗天神的该隐只是被判处了流浪，而非死刑。斯当东一直不肯正视，当地的报纸持续地出面否认，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中，暗中活跃着一大批懦夫和叛徒，时时刻刻想要破坏白厅街的荣誉。今天，我们的读者总是不自觉地在历史的浪潮中，忽略了庞大的东印度公司鲸落滋养起的另一批人。是的，当举国上下为神圣战争秣兵砺马时；另一群在阴影中的人，英国本地士绅、长老会、伦敦会的会士、发自内心反感帝国的工人们，以及为帝国效劳、但却不赞同采用军事手段的外交部官员，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联盟。统一指挥他们的，是另一位手持丰饶之角的厄瑞涅。当然，他们是海军部和商人们的死敌，伦敦报纸笔下的丑角。普通市民咆哮着要吊死这些懦夫，一部分原因是不满自己的税金被抽走，另一部分则是将一切的勇气颂歌归于女王。但这些怯懦而无能的叛国者，却打出了“良心”的旗帜。是的，该隐是嫉妒亚伯的，因为嫉妒那冒着油脂的贡品与神的赐福，就要发动一场血流漂杵战争，这在外交部官员和本地教士的眼里，简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罪行。外交部总是沉默地压下了殖民路线上每一场血腥的战斗，但良心在时刻谴责着他们。尤其当军部用剥下来的头皮做成靴子的时候，外交官们只是碍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吐出来。罪恶的焦点，还在于东印度公司在远洋贩卖的那些鸦片。这些恶魔的结晶如回旋镖一般，在充分沾上东方人的审美情趣之后，用皮肤瘤一般遍地开花的小烟馆，已经将不列颠尼亚光滑的肌肤与英武的风貌啃食得千疮百孔了。
自负的欧洲人却忘记了，恢弘壮丽的人类命运，只能站在顶峰才能尽收眼底；能做到永不犯错的只有上帝。智慧既然透过不完美的空气降入人间，就不可能维系自己形而上的正确。逃走的中国人确实是由两江总督府派出去的，但同样端着琼浆玉露，少尉想的是“他如何逃走的”，领港人想的是，“他如何出发的”，议员想的则是“他如何在伦敦活下来的”；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是去做什么的。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少尉的反应是“抓住他”，领港人的反应是“报告渣甸爵士”，议员的反应则是，“先生们，让我们冷静一下，坐下来想一想”。
让我们暂且相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士绅”这个词的偏爱，看看阅历与智慧，能否带来更多的灵感。
在喧闹的摄政街与人流如织的邦德街之外，密布于伦敦的还有许多本地人才叫得出名儿的小道。这些沿着公园与名胜以放射性不断延展开来的街道，一直默契地保持着阡陌纵横的假相，让慕名而来的外地客浑然不知地走失于每一个相邻的路口。伦敦在今天的治安尚且不能说无懈可击，在维多利亚时代，更是巨腹蜘蛛吐出编制的丝网，将小偷、强盗、毒贩与流浪汉，尽数地掩护起来。有些小巷当然是精辟而体面的，大英帝国的内敛与精致沉淀在这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祖产；但另一些小巷则污浊不堪。尤其在兰伯特这类内城中工厂林立的城区里，近年来新建起一些牌照隐蔽的旅馆。店主是本国人，但无一例外地有着参与远东军的经验。毕竟，以英格兰本土的财产继承制，不出去添加殖民地的凶杀率，就只能把这些骇人听闻的发家史留给本地的报纸和苏格兰场了。
这些隐秘的旅馆大多建设在廉价的裁缝铺和小商店之间，雨天的巷道会稀释一些周边孩子们踢土坯时发出的欢叫和老妪的叫骂。旅馆有的留有大门，有的已经被拆掉了门板，但基本都同街道隔着一条黑黝黝的过道。行人如果不小心突入狭窄的过道，很容易在湿滑的阶梯上踩空，倒下的身体能把过道堵得严严实实的，这就给留给了屋内伙计发出警报的空挡。看上去这里人迹罕至，但被活生生踩踏了石板一角的阶梯，暗示这里的生意实在兴隆。两名教士一左一右地将中国人脱离现场时，即便是苏格兰场的经常，都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是最近的教堂；但显然没有人想到，两个穿着修饰袍的人，会将英吉利的客人带到这个僻静的小巷里。
目的地是一件又深又矮的房间，点上灯时才会发现，屋里里终日飘着浓重的棕褐色烟雾。这些烟雾闻起来令人作呕，但燃烧起来时又能让人穿过昏暗的灯光，瞅见遥远的，闪耀着宁静金光的罗马宫殿。法兰克的王与凯尔特的英雄端着金杯在彼此恭维，而一个毫无建树的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完全能在漫步洁白的大理石通道时候，接受皇帝一般的敬意。这种商店在九十年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被视为禁区；然而在当时的伦敦却被视为从中国舶来的时髦消遣。鸦片房，这个散发着恶臭的镀金大字，一登场就招致了全伦敦妇女和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无精打采的客人们斜躺在草席上，用水烟管来促进鸦片膏缓慢而舒展地燃烧，然后释放出麻痹大脑皮层，从而令人瞳孔涣散，意志崩溃的甜美烟雾，将健康的人活生生地呛出门。
两名修士的脸上明显有了表情，但让席间的中国人感到略微安心的是，这样的表情充斥着厌恶与恶心，这说明两位修士虽然神秘，但至少正派。至于屋子里情景，神秘的东方来客已经看得太多了。在广东，在云贵，在南京，在奉天，无论是旗人、蒙人、汉人还是苗人，男女老少，率先为他们带来五族平等的欢愉的，竟然是调药圣手们亲自端出的鸦片与附骨之疽的死亡。而当可敬的狱卒看向自己押送的犯人时，浮现在被押送的中国人脸上，也是困惑与厌恶调和在一起的表情。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并同时点了点头。
“看够了吗，中国佬？”
被两人用手背过来挟持着走路的中国人疼得汗水从额头上涔涔地流下。这里的情景对他而言，唯一称得上新鲜的地方，就是鸦片铺子竟然坐落在伦敦，而非京师。但对此他明显没有什么不满需要表达。如果撇开恐惧与疼痛，读者们也无法从他的脸上看出哪怕一丝对鸦片馆的羡慕和认同。中国人吃力地点了点头。左侧个子更高一点的修士低声嘀咕道：“他们说他会一点儿英文，看来并没有言过其实。”
好在修士们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这一片地儿是苦修会和芳汀会的地盘。他们不便在此久留。但指挥他们的人却刻意在此安排了短暂的停留，想必是为了观察尊贵客人的自然反应。至于低着头的中国人，则充分地发挥了乐天知命的天赋。不再抗拒这形似押送的粗暴接待。鸦片馆的肮脏与灰暗，反而使得这一幕中扮演差役得修士和扮演囚徒的客人，在道德情况上取得了一丝共鸣；这明显改善了圣徒们的态度。当三个人从这里撤出之后，中国人已经被松开了双臂，很明显可以正常地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