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全省平定后，马新贻派人把日意格、德克碑，以及所有造船的匠师，送到福州，交给左宗棠。马新贻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这些人是左宗棠聘请的，不是他请来的，他不能为这些人付薪水。这些人突然没了薪水，自然要闹。马新贻二话不说，派人给左宗棠送了过来。
听说马新贻把试制轮船的日意格、德克碑等人送到了福州，左宗棠眼睛一亮，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既然有现成的造船技师，为什么不就势
他把胡雪岩传进签押房，开始商量设局造船的事情。
一
随着福建省内各州县逐渐被复，左宗棠开始派随员，到马尾一带勘察船局场地。日意格和德克碑听说后，当时乐得一蹦三尺高。
不久，造船厂的场地确定下来，左宗棠便命德克碑带人，去杭州搬运机器，日意格则快速回国，去购办造船所用的各种机器。
左宗棠这里忙得脚打后脑勺，两广总督瑞麟，却正和新到任的广东巡抚郭嵩焘，闹得不亦乐乎。
论起与洋人交涉之道，郭嵩焘认为，洋人也并非都不讲道理，关键也看我们怎么去做。
瑞麟马上就提出反对意见，还拿叶名琛的例子说事。
以后，每逢郭嵩焘要做的事情，瑞麟一定反对，弄得郭到任三月有余，却一件事也办不成。不久，两个人又开始互相弹劾。
郭嵩焘参了瑞麟大罪两款：一罪是“总兵卓兴、方耀因从前微有劳绩，竟至骄怯。而瑞麟仍复迁就优容并不早加参劾，致使两广军务废弛”；一罪是“两广政事不举，军务废弛，盖因瑞麟重用劣幕徐灏所致”。折子为此列举了徐灏操纵幕府的五大证据。
瑞麟则参了郭嵩焘大罪四款：一罪是“与洋人拉拢过密”，一罪是“凡事自己做主张，不听规劝”，一罪是“以掣肘为能事”，一罪是“一言不合便意气用事”。
朝廷一气之下，马上给左宗棠下旨一道，命其速赴广州查办，理由是：左宗棠秉心公正，谅不肯稍涉偏徇，代人受过。
左宗棠可不想去干这种出力又得罪人的事，他连夜拟就《请将访查事件另派员查办折》，请朝廷换人。
折子拜
至粤东贻误各节，尊疏已详，但言之未也。督于抚虽有节制之义，然分固等夷，遇有龃龉，应据实直陈，各行其是，惟因争权势相倾轧则不可耳。老兄于毛寄耘，心知其非，而不能自达其是，岂不谓委曲以期共济，而其效已可睹。兹复濡忍出之，迨贻误已深。而后侃侃有词，则已晚矣。谕旨敕就近查办，已将同里而兼婚姻之故，请旨回避。至贻误各节，则彰明较著，无待察访也。计此书到时，必已奉明谕及之，故不必有所隐匿。弟自揣疏狂婞直，久不见谅于人，行当自陈，以避贤路。惟所事未了，不得不婆娑以俟耳。
朝廷很快下旨照准所请，但左宗棠寄给郭嵩焘的这封书信，却大大地伤了郭嵩焘的自尊。
郭嵩焘出身两榜，左宗棠则出身一榜，何况官文诬陷左宗棠，是他郭嵩焘出面
二
十日后，左宗棠
左宗棠
从马尾回到福州不多几日，左宗棠便向朝廷上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该折从海防、商业、民生和漕运四个方面论证自造轮船的可行性及强国、富民的诸多好处。
折子这样写道：
窃维东南大利，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
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
此折拜后，左宗棠又接到谕旨，谕旨就英国公使馆参赞官威妥玛受公使阿礼国指使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一事，著各督抚详细筹议。威妥玛呈之《新议略论》一文，旨
左宗棠把《新议略论》反复看了两遍，于是给朝廷上了《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对威妥玛所论逐条给予驳复。左宗棠甚至指出：
就英、法两国而言，英诈而法悍。其助我也，法尚肯稍为力，英则坐观之意居多；法之兵头捐躯者数人，英无有也；法人与中国将领共事，尚有亲爱推服之事；英则忌我之能，翘我之短，明知中国兵力渐强，彼之材技有限，而且深
左宗棠最后写道：
据德克碑云，中国拟造轮船，请以西法传之中土，曾以此情达之法国君主，君主允之，令其选国中之匠与之俱来，未知确否。现
左宗棠对英国人讨厌至极，闽浙要办的任何洋务，他只让法国人参与，而不准英国人染指，更不让英人得些许之利。
英国人始终恨左宗棠，左宗棠到死亦恨英国人。
一月后，圣谕到达，批准左宗棠
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奏覆陈筹议洋务各折。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
很显然，朝廷对左宗棠第二个折子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留中不
接旨之后，左宗棠自是满心欢喜，感觉前路一片光明。随着机器的陆续购进，左宗棠开始委员赴各省招募中国工匠并船政学堂的首期生员，又命胡雪岩
日意格由法国回到福州后，马上便被左宗棠札委为即将设立的船政局正监督，总揽船政局除经费以外的所有事务。
日意格奉到札委登时喜得一蹦三尺高，他一面催促胡雪岩加速选募工人，一面急函
德克碑倒也真是听话，他接到日意格的信时原本正
三天后，趾高气扬的德克碑带着所有人众，包轮船离开巴黎，向大清国行来。德克碑如此匆忙返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日意格
1867年至1871年
创办福州船政局首期费用为四十七万两白银，除胡雪岩原向英国东亚银行借款三十万两白银外，左宗棠又派员自筹了十七万两。该局日常所需银款，自设立之日始，奉旨每月由闽海关拨银五万两使用。该局札委日意格与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工头亦由法国人担任。
福州船政局最先只有二十几名法国匠师、五十余名中国匠师，招募本地的做工人员一千七百名，后随着规模不断加大，法国匠师陆续增至一百余名，做工人员也达到了约二千三百名。
福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是当时大清国唯一的一所专门制造汽轮船的大型制造工业。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招十六岁以下的学生，分前学堂（造船班）、后学堂（驾驭班），体制悉按法国海军院校成规。
因福州船政局设
三
这时，陕甘一带地方，因连年歉，爆
朝廷原打算把官文调过去，哪知把他传过来后，听说让他去陕甘，他竟然一跤跌倒，昏倒
经过反复商量，慈禧太后决定把左宗棠调离闽浙。左宗棠现
圣旨跟着就下来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准杨岳斌开缺回籍养病，左宗棠转补陕甘总督。左宗棠所遗闽浙总督一缺，放马新贻补授。著英桂署理福建巡抚，放徐宗幹转补浙江巡抚。
左宗棠接到转补陕甘总督的圣谕后，脑海顿觉一片空白。心里想的是：船政局完了！因为马新贻根本不赞成成立什么船政局，认为是瞎扯淡。
他当夜把徐宗幹、胡雪岩等人召集到总督衙门，集思广益，让大家想办法。可这个时候，谁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呢。还不是按朝廷说的办。
左宗棠急得两眼冒火，捶胸顿足，却又无计可施。
时间是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十七日，左宗棠已经五十五岁。
想了几天，左宗棠终于想到了曾国藩。处理这种事，自己的这位老哥哥最有经验了，为什么不问问他呢？左宗棠说办就办，马上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让曾国藩给出个主意。
曾国藩到左宗棠专人递送的书信后，略想了想，便给恭亲王和左宗棠各拟函一封。曾国藩向恭亲王建议说：“左宗棠入陕甘后，军饷必要从闽浙出，而浙省将兴，饷必无出，饷源只能
曾国藩给左宗棠的信中，先谈了一下自己对陕甘用兵的看法，认为兵单不能成事，提出拟调刘松山大营随行前往。曾国藩最后才谈到船政局。曾国藩认为：“为使船政局不受督抚干预，非奏调一名大员专管不行。”曾国藩建议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并奏请朝廷，奏请起复正
曾国藩短短的一封信，得左宗棠茅塞顿开。
他顾不得多想，提笔便给总理衙门上书。书曰：
窃维轮船一事，事
书函
沈葆桢四
左宗棠为什么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选庶吉士，期满授编修，迁御史。
但沈葆桢到江西后，见曾国藩
管沈葆桢对曾国藩来说有负义之举，但沈葆桢也确有沈葆桢的难处。从曾国藩向左宗棠密荐沈葆桢总理船政这件事来看，曾国藩不仅理解了沈葆桢当时的处境，也原谅了沈葆桢。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凭沈葆桢的名望，若他当真能出任船政大臣，不要说马新贻奈何不了船政局，就连福州将军英桂，也不敢轻易便对船政局下手。
左宗棠很快拜
臣维轮船一事，势
折子里说的胡光墉，就是胡雪岩。
当晚，胡雪岩从起稿师爷的口里得知左宗棠密保他一手办理船政局以后之工料购进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等事后，登时把他喜得心花怒放。
胡雪岩梦寐以求的这个肥缺总算被他捞到了。
五
第一道圣旨先期入闽。旨曰：
有人奏，左宗棠调补陕甘总督，其后路粮饷多由闽出。左宗棠与徐宗幹相处最久，配合默契，当此时艰之时，徐宗幹似不宜调补浙抚。览奏均悉。马新贻暂毋庸升授闽浙总督，徐宗幹著毋庸调补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著漕运总督吴棠补授。吴棠未到任前，闽浙总督著福州将军英桂暂行署理。左宗棠离任后，制造轮船一事著吴棠接办，不可日久废弛。钦此。
相距五日，第二道圣旨又火速递到。旨曰：
前因闽省设厂制造轮船，事关紧要，特经谕令吴棠接办，兹据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该督以轮船事
接旨的当晚，左宗棠
再，日意格、德克碑昨次禀称，轮船局一切条约皆臣核定，仍请臣主持此事。当即告以业经请简总理船政大臣，事有专属，自可毋庸与顾；且相距万里以外，亦势难与顾也。该洋员仍以为言。窃维洋人素性多疑，骤难譬晓。始事之初，须坚其信。揣彼疑虑之端有二，不过事虞牵制，费虞不继已耳。复告以身虽去闽，此事究属首先倡议，事成无可居之功，不成则无可逭之罪。如有谬误，应加议处，业经奏明
关于船政章程并艺局章程，朝廷是这样答复的：
左宗棠奏请详议船政章程并艺局章程，各开单呈览，及晓谕日意格等各折片。览奏均悉。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若为浮言摇惑，则事何由成？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若五年限满，洋员教有成效，即著照所议加赏，以示奖励。其日意格、德克碑勤劳即著，忠顺可嘉，尤当优加赏赉。并著英桂等存记。俟五年后，中国工匠如能按图监造，自行驾驶，即著奏闻，候旨破格于原定赏银之外，再给优赏。届时甘肃必早底定，朝廷不难令左宗棠赴闽，共观厥成。该督等可传谕日意格、德克碑，俾其专心教习，毋稍疑惑。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沈葆桢总理船政，其未服阕以前，遇有船局事宜，由英桂等陈奏；服阕以后，由沈葆桢会同该督抚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终始其事……左宗棠业经起程，船局事务，沈葆桢自当专心经理，英桂、吴棠等亦当和衷商酌。于日意格等加意笼络，勿稍膜视。
不久左宗棠便匆匆与吴棠，沈葆桢等人办了交接，第二天就督率亲兵六营离开福州，由江西赶往湖北。
时间是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大年的到来不足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