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岛国日本以琉球船员
一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年初，经过充分准备，早已觊觎我国台湾的岛国日本，借口琉球船员
这件事最后虽然通过外交谈判得以解决，但大清国不仅允给日本恤银十万两，还对日本军队占据台湾期间所有修道、建房等件偿银四十万两，并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日本侵台事件，无意中显示了日本海防的强大，也暴露了大清国海防的薄弱。
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经过慎重考虑，给朝廷上了一个《筹议海防折》，提出：
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李鸿章上折不久，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也就加强东南海防一事拜上一折，所论与李鸿章基本相同；随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署福建巡抚丁日昌、闽浙总督李鹤年、署河道总督乔松年，以及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人，也纷纷上折，主张暂时维持新疆现状，专注东南海防。
只有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少数人上折，认为“俄人不能逞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主张宜以全力注重西北，认为塞防大于海防，强调海防为轻，塞防为重。
针对绝大多数官员专注海防之论，慈禧太后会同恭亲王与一班
慈禧太后为稳妥起见，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遍
询旨递进兰州，左宗棠把李鸿章、李宗义等人的奏折全部看一遍，很快便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赞成李鸿章提出的加强东南海防之议，但对移塞防之饷作海防之饷一说，却持有不同看法。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三月初七日，经过反复论证，左宗棠所奏之《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拜往京师。
左宗棠坚持认为：
窃闻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必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自封者也。
慈禧太后召集
二
一道密旨于是悄悄递往左宗棠之手：
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剿灭此贼？抑或尚有未协之处，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或必须有人遥制，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专任剿贼，方能有所禀承？著通盘筹划，详细密陈。
慈禧太后不问别人，专问左宗棠，可见左宗棠
左宗棠接旨的同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亦到圣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其择要筹办。
左宗棠性情原本耿介，不会拐弯抹角，加之复新疆事关国家安危，自不敢稍存私念，只能对现居新疆之帅、将据实陈奏，以供朝廷采择、参考。
他先谈统帅景廉：
关外统帅景廉，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承平时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势凌人，时所不免。额尔庆额初到时，因采办粮食与局弁商办，局弁备举以告，裕厚恶其漏泄，立将局弁棍责三百，额尔庆额衔之。又，额尔庆额初见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晋见甚稀，不乐为用。额尔庆额虽性情粗莽，不甚晓事，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
谈完景廉，又谈景廉与金顺之间的统属问题：
以现
左宗棠接着又谈了对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的看法：
至袁保恒于同治七年钦奉谕旨，派赴臣军差遣委用。臣念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以督责，正以难于位置为疑。闻其为人，姿性警敏，素尚圆通，而豪侈骄矜，习惯成性，
折子随后又对
左宗棠的折子递进京不多几日，朝廷便一连下了三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
左宗棠著补授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之任。
第二道圣旨：
左宗棠著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著回京供职。
第三道圣旨：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
此旨到后不久，又有旨下：
左宗棠奏请筹借洋款二百万两，本日已明降谕旨，准照办理。
朝廷至此才算定下大政方针，决定筹借洋款，用武力来复新疆了。